对于沈阳被日军攻入国内舆论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激进派认为抗日军战术指挥有问题，没能守住沈阳应该重罚负责防守沈阳的抗日将领。
另一派是亲日派，批评抗日军再拿下沈阳之后就应该和日军和谈，不至于沦落到现在沈阳又要被日军占领的局面。
最后一派是理性派，他们认为中日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双方论部队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日方都占优势，抗日军能抵抗到现在已经竭尽全力，不能太过苛责。
三派在《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展开骂战。
这时《益民报》记者史文真、杨墨文两人合署的一篇名为《向北》的故事，令整个骂战偃旗息鼓。
在这篇故事是史文真、杨墨文听到的一件真实故事，故事以一对拖家带口的中年夫妇视角展开。
他们从鞍山出发逃难，逃到沈阳时因路上混乱，将小儿子丢掉，四个大人在附近村镇找了两天也没找见。
一家人盘缠有限，不得不继续往前赶路，他们爬上一列往长春方向开去的货车，火车上爬满了同样逃难的百姓，他们还没爬上去火车就开动了。
老太太让儿子、儿媳、老伴先爬上火车，等到她要上车时，火车速度已经起来了。
老太太奋力抓住火车上，可毕竟年老体弱，还没等她儿子抓住她，老太太已经坚持不住，双手松开，落地摔的血肉模糊。
四人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跟随火车一路向北，火车走到四平附近时，两架日军飞机从火车后面飞来。
日军飞机观察到火车上全是逃难的百姓后，一压机头扑了上来，飞机上的两挺机枪对着火车上的百姓一路扫射，有不少百姓被击中掉下火车。
四人紧紧爬在车顶，生怕被子弹射中，飞机飞过后，男子起身才注意到，自己媳妇已在日机刚刚的扫射下中弹身亡，身下压着的女儿安全无恙。
一家六口从鞍山出发，到了长春就只剩下了三人，他们在抗日军政府的帮助下，被安排到黑龙江省会龙江附近，由当地政府提供农具、种子，定居下来。
故事中有面对生死存亡，毅然决然放下书本，穿上军装的学生，有愿意留在日占区当亡国奴的教书先生。
看到这个故事的国人无不为此家庭的遭遇落泪，那些叫嚣着要和日军和谈的亲日派闭上了嘴。
此时身在登仕堡子的张廷言还不知道这喧嚣的舆论，他正指挥着三个师的兵力对第31联队发动最后一击。
朝阳洞上的日军如同礁石一样，一遍又一遍的抵挡住抗日军潮水般攻势的冲刷。
抗日军三个师从三个方向进攻了一上午，日军阵地上全是双方士兵的尸体，日军三个中队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在战事暂停的间歇，安川三郎又拿出手中的军刀擦拭着，副官拿来一块牛肉干和一块压缩干粮说道：“联队长阁下，请用午餐吧。”
“山本君，这些留给伤员吧，我们手中的粮食还剩多少？”安川三郎问道。
“联队长阁下，我们剩余的干粮只够吃一顿了，精米还剩不少，可惜我们没有水，只能看着”副官山本明人伸出舌头舔了下干裂的嘴唇说道。
“看来此处就是我安川三郎殒命之处”安川三郎看了看四周说道。
安川三郎来到电台处，战斗虽然激烈，安川三郎倒是对电台保护的很好。
他打算向第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发最后的诀别电，踌躇半天安川三郎向铃木美通发了只有一个“樱”字的诀别电。
在安川三郎看来，“樱”字寓意着己方战士的牺牲就像樱花一样飘落，落入泥土中滋养着日本帝国这颗樱树。
这份电文也成了二战日本陆军史上最有名的一份电文，在日后的太平洋战役中，许多被围困在孤岛的日军最后时刻时也都发出了“樱”字诀别电。
通信兵刚发完电报抗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三个师又从三个方向攻了上来，日军仅剩余的100余人，要想守住三面难于登天。
第五师三团的攻坚部队没费太大力气就攻上了日军的前沿阵地，前沿阵地的日军已所剩不多，但抵抗的势头依旧不减。
残存的一挺日军重机枪依旧“哒哒哒”的朝抗日军喷涂着火舌，进攻的连队主力吸引住正面的日军重机枪，然后派了一个班的战士绕到日军重机枪侧翼，两梭子子弹就将日军的这种重机枪报销掉。
剩下的日军企图和抗日军战士们拼刺刀结果都被冲锋枪步枪打成血葫芦。
安川三郎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抗日军战士，命令通信兵将电台砸坏，密码本销毁，然后挥刀自尽，仅剩的十几名日军伤兵也都跟随安川三郎自尽。
收到安川三郎诀别电的玲木美通，正带兵从沈阳城北攻入沈阳市内，“安川君，是帝国的英雄”铃木美通一脸惋惜地对身边的第5联队联队长谷仪一说道。
谷仪一嘴上应付着，心中却颇为不屑，能活到最后，享受荣誉的人才算得上英雄，而像安川三郎这些人只能算得上是垫脚石。
歼灭第31联队后张廷言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南下进攻日军第5联队，解沈阳北部之围。
另一种选择是东进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