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与回家，这是梁犊自起事以来，所发出最为响亮有力的政治口号，他也藉此组织凝聚人心，将高力与众多关东籍戍卒网罗于麾下。
进击长安的十万义军，半数以上，都由来自关东的戍卒构成，高力则是其中的核心，也是这支起义军的主要战力来源，更是梁犊最重要的力量。
于梁犊而言，在战略方向与目标上，本是不该有什么分歧的，以什么口号与方式聚众，就得如何履行实践，至少口头与名义上要一致。
但是，扩编后的长安城下义军，其成分之复杂，也远不止关东籍将士了，大量的关西戍卒、豪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夹杂在诸军各部之中，也具备相当的影响力，即便比起关东戍卒要弱势一些，但是，成事不足，败事却绰绰有余。
在起义军中，除了各部各将之间的矛盾之外，关西、关东籍将士间的矛盾，也是一大突出问题，并且，这一点在长安城下，第一次彻底爆发了出来，就以“长安战略”为引子。
相比于那些盼望东归回乡的关东人，关西将士可没有切切归乡之意，相反，对于背井离乡，他们打心里，排斥异常。
于是乎，关西籍将领，在“东归”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竭尽全力，先下长安，再取雍秦，据表里山河，拥形胜之地，以御关东，创立王霸之业......
对于这样的建议，若说梁犊不动心，那是假的，造反是为了什么，总不至于真是为了帮那干关东戍卒回乡吧，梁犊可没有这么蠢，不过利用众心，以成大事罢了。
要知道，论籍贯，梁犊也是关西人，否则，也未必有那般多关西豪杰，踊跃投效于他。
当关西人的建议传开之后，关东人立刻就不乐意了，反对之声，几乎把梁犊的帅帐掀翻。对关东籍义军来说，他们并不反对拿下长安，毕竟若能攻克，他们也能得到不少好处，他们反对的，只是长久逗留关西，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习惯这里的水土，对异乡的王图霸业，他们也不感兴趣。
因此，一大批关东将士，尤其是梁犊深为倚重的关东高力，那些自起事之后崛起的在义军中担当军头的将领们，提出明确反对，要求梁犊弃攻长安，从速东归。
甚至不免威胁之言，若梁犊胆敢背信毁诺，那么将士必弃大将军而走，独自东归。这样的威胁，对梁犊而言，效力实则并不是太大，这干匹夫，若无人约束统帅，别说东归了，能不能闯出关西都是问题。
这份自信，也是举义东来之后，在不断的胜利刺激下，梁犊逐渐形成的。也因如此，梁犊深恨那些当面反对、顶撞他的人，更加恼怒于自己对义军控制力的不足。
但是，来自义军内部的这种分歧，也的确让梁犊好生思量了一番，并且也没有留给他多少的时间。因为矛盾从爆发到扩散放大，速度十分之快。
最初只是在梁犊中军帅帐争吵、动手，传至下层，一点“擦枪走火”，又导致关东、关西两籍义军之间的聚欧，以至伤了人命，闹出营乱。
混乱的东城大营，甚至被城中赵军出城突袭，以伤亡数千的代价，方才收尾。经此一沮后，义军士气遭到重大打击，好不容易方才使局面控制住。
梁犊，也再不敢存有侥幸心理，更不敢再玩“以关西豪杰牵制关东义士”的手段，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毛病，只是梁犊本人显然没有这种协调平衡的能力，瞻前顾后，左右逢源，往往两面不讨好，“东营之乱”，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在把所有内乱将士斩杀以肃军威之后，梁犊再度将义军诸军主要将校召集起来，举行大议。没办法不做决定了，再拖下去，义军就要分裂了，好不容易才形成如此声势，梁犊可舍不得。
而梁犊最终的决定，也不出意料地，选择了继续东归。在关东与关西两方将士之间，梁犊选择了关东，这既由双方实力决定，也因为在这支义军中，他的根本依仗，在于以高力戍卒为核心的关东籍戍卒。
至于关西籍将士，在关东闯荡已久的梁犊，除了本部及少许氏族亲信之外，并不是那么地亲近、可靠。
除了以上主要原因之外，一些次要的因素，对梁犊东归的决策同样起到重要作用。比如，长安城高，粮械充足，赵军坚壁防守，的确非短时间内可以攻克，而义军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时间，一直采取流寇作战方式的他们，也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战争的脚步一旦停下，那就意味着危险的迫近。
另一方面，经过渭水之战以及顿兵多日的消耗，义军的粮草储备也不多了，十万大军人嚼马咽的，哪怕省着用，每日的消耗都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后勤上的巨大压力，也使得义军根本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攻城战斗。
于是，在深思熟虑，并获得所有将校的“支持”后，梁犊下定决心，全军开拔，举兵继续东进。当然，心知关西籍义军的不满，梁犊也耍了些手段，比如传下令去，不欲东进者，可自散去，梁某人绝不为难。
此令一出，无人响应，不是怕梁犊出尔反尔，而是没有了梁犊义军支撑，剩下的人，也没有多少信心，能在赵军的围剿下生存下去。
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感受，梁犊将“东归